先秦时常用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一类月相用语来纪日，弄清它们对研究西周年代学意义重大，但关于这些用语表示何种状态的月相（如上弦、月圆等）、在纪日法中是表示某一具体日子（定点）还是某一时段，长期聚讼纷纭。罗琨《月相蠡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做了新探索。作者认为每个月相用语表示月亮圆缺的一个特定状态，而非一个时段，但由于当时历法粗糙，每个月相就一个运行周期而言，只有一天，但在历法中却不可能固定在每月的同一天，会在数日间游移，即是浮点而非定点。既生霸指上弦，在农历初六至初九间游移；既望指月圆，在十四至十七间游移；既死霸指下弦，在廿至廿四间游移。若在西周年历中，游移幅度还会更大。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指出自北宋中期起，地方州县财政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此后情况日趋严重，至南宋达到极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央征调持续增长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宋代的特点是中央政府一直未能调整赋税制度及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的格局，只是通过默许州县法外征敛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而滋生众多征敛名目。这种赋税非制度化的结果，是地方吏治的腐败，与民众痛苦的加深。作者认为宋代这一段历史说明，制度的缺陷，固然令人遗憾；而制度的废弃，则更是灾难。
华林甫在《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一文中，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清代方志及洪水题刻等，详细分析了长江三峡地区自清代以来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作者认为这一区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相对而言，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清初平均8．4年发生一次水灾，清后期则平均1．9年来一次水灾。即便三峡工程竣工，仍需重点防治水灾。
关于雍正的暴死，一直是个谜。服丹中毒说，自清宫档案发掘以来越来越引起史家的关注和认同。李国荣《雍正炼丹及其死因》（《光明日报·史林》1999年2月5日）依据清宫秘档《活计档》的材料，从雍正在圆明园的炼丹活动、雍正暴死前运往圆明园的一批黑铅、乾隆在雍正死后不久即遣散炼丹道士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分析史实，得出结论：雍正服丹中毒而死，“证据”似乎较为充分。
向来研究儒学的，很少注意其对小说发展之影响，研究古代小说的，谈释论道者多，言及儒学对小说所起作用少。杜贵晨的《孔孟之道与古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认为，孔孟的时代小说还在从酝酿到萌芽中，他们都没有直接关于小说的论议。但是都有某些可以视为或引以为与小说相关的言论，通过后人的解释或者援引，对小说的产生或发展造成实际影响。这种影响大致有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是排斥、限制，二是保护和诱发。前者阻碍了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等某些小说样式的萌芽，影响了全社会形成鄙薄小说的观念和小说家为人所轻的处境及其自轻自贱的心态；后者主要是孔孟的某些言论被用作小说辩护的理论依据，某些情况下也启发了小说家解放思想，创作了不少新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李怡的《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吸取了近年相关研究成果，对学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都作了分析、回应，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作者认为，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现实与未来方面，“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同“甲寅派”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的对话可能。作者不同意以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和启蒙主义的功利目标根本冲突来看待“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分歧。作者认为，“学衡”诸人长于对文学现象的宏观理论认识，并不熟悉新文学的创作实际，对于新文学发展的状况、承受的压力和实际的突破都缺少真切的感受，所以在论争中坚持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就成了与现实错位的“空洞的立论”；学衡派对于白璧德之接受与五四新文化派对其他思想的接受一样都是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然而当他们立足于“一偏”却又不想承认自己属于“一偏”，甚至还要竭力将这个事实上的“一偏”说成是全部或精华时，便与他们自己标榜的“客观”、“公正”自相矛盾了——这是“学衡派”无法自圆的尴尬。
以往人们对上海现代化研究甚夥，而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研究较少。忻平在《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一文（《学术月刊》1998年第12期）集中探讨了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产生出的一系列以社会抗拒为主题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转型、分化、解体，造成了社会问题数量的增加与领域的扩大，典型地反映在社会心态失常、家庭危机及社会犯罪等三类问题上。换言之，新一代上海人在享受所创造的新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成果赋予的恩惠的同时，也不得不咀嚼现代化所带来的苦果。
